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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 周仲谋

宁夏作家郭文斌的小说《农历》，试图通过对传统故乡的回忆，为现代人接续断裂的传统文化之根，呼吁人们回归久违的精神家园。在消费文化语境中，《农历》有着优美的意境和难得的祥和之气。小说把曾经的苦难化为安详宁静的文字，劝喻世人放下执念，回归生命的根本喜悦，堪称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回望与醒世书写。

《农历》是一部以农历节气为线索描写传统乡村民风民俗的厚重之作。小说以散文化的笔触，细致介绍了故乡过去的种种习俗，这些习俗是与睿智的传统文化和质朴的民间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。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位知书达理、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像《白鹿原》中的朱先生一样，是智慧和道德的化身。五月和六月两个小孩儿天真烂漫，活泼单纯，童言无忌，童心无邪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俨然如自然之子。散文化的笔法赋予小说优美的意境，作者笔下那个质朴的世界，如同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中的湘西世界，也让人想起废名的小说《竹林的故事》和《桥》。

《农历》里有一种敬畏感，对天地的敬畏、对神灵的敬畏、对祖先的敬畏、对生命的敬畏，还有对传统、民俗、文化、道德的敬畏。例如《农历》第一节《元宵》，写母亲做灯盏，用来当灯捻的麦秆一定要放在高处贮藏，以免粘上污秽。点灯的时候全家人要下跪。还有《龙节》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，不能动针线剪刀，怕扎着龙眼，围仓时全家人也要下跪，祈福五谷丰登。上述发自心底的敬畏，使作品弥漫着天地人神相互感应的神圣意味，充溢着难能可贵的庄严肃穆气息，让读者不由得心生敬意。故而，读《农历》必须正襟危坐，恭恭敬敬地阅读，而不像读消遣性作品那样可以半躺半卧。

《农历》有一种宁静安详之气，想必作者的内心是很静的，因为唯有心静，才能写出如此安详的文字。这种静来自于佛法禅意的浸润，佛经里面讲，要修清净心，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消费文化语境下，迷惑人心的东西太多了，有太多欲望让人沉迷，失去清净心和本真的自我。因此郭文斌在书中呼唤众生“醒来”，去“寻找安详”。真正的幸福不在外边，而在我们的心里。《农历》中有不少关于佛法或佛教故事的描写，例如书中《干节》里难陀修道的故事，《龙节》里剃头时联想到的《剃度偈》，《中元》里目连救母的故事，还有父亲背诵的《心经》。这些与佛法有关的描写，带有劝世喻人的意味，如一缕缕清风，吹去读者心上的尘埃，让读者的内心也变得平静安详了。

《农历》里弥漫着浓浓的乡愁。郭文斌的不少文字都在写记忆中的故乡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故乡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，即便我们能够回到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但是记忆中发生在故乡的那些事情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，故乡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会发现，眼前的故乡和记忆中的故乡很不一样。就像鲁迅在小说《故乡》开头写到的那样：“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啊！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，说出他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像，没有言辞了。”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会不自觉地对故乡进行美化，对不愉快的事情进行选择性遗忘。因此有人说，“故乡是因为忘记才成为故乡的”。故乡之所以美丽而令人怀念，是记忆与忘却合作的结果。故乡是遥远的存在，只有处于遥远的地方，可以用来回想曾经往事的，才是故乡。 郭文斌笔下那美丽的令人魂牵梦萦的故乡，或许正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，因此，他才会反复地书写这种“乡愁”，书写故乡大地上淳朴的民风民俗。

或许有论者认为，郭文斌的作品缺乏现实批判的力度，是从时间中抽离出来的美好记忆或想象，是处于真空状态中的写作。这样的论断是不太公允的。郭文斌出生在宁夏最为贫寒的西海固地区，对于苦难有更多切身的体会，也有更多的发言权，他完全可以采取愤怒或控诉的方式写作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。郭文斌选择了一种温和得多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故乡，他咀嚼了苦难，吞咽了苦难，将其化为安详宁静的文字。郭文斌能够以出世心态看待有情众生、世间万物，叩问天地苍生的生命真谛。与其说他的创作过滤了苦难，不如说是超越了苦难。郭文斌又是入世的，他看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内心的不安和焦虑，因此反复劝导世人放下执念，回归生命的根本喜悦。

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世界，郭文斌的作品如空山灵雨，洗去人心头的污垢，如空谷足音，带人走出迷茫和困惑。读郭文斌的书，会觉得烦恼渐消，找到本真的自我，重回少年时的初心。（周仲谋）

来源： 光明网-文艺评论频道